从网络上的文章来看，这场争论的对象一是国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及政策维护者，另一则是郞咸平及其拥护者。但其矛盾所指其实只有一个，即公众情绪对不健全体制下的分配结果不满，郎之势头正是得益于此。有不少不屑者因此斥之为炒作。其实所谓火借风势，若无底层鼓噪待动的情绪，凭郎一人之力无法掀起如此举国论战的局势。去年华晨仰融案，郎就指手划脚说了沈阳政府不少话，当时又有多少人知道郎是谁呢？何况当日沈阳华晨老总仰融比之今日TCL总裁李东生并没有太多的不同。而郎对他们一褒一贬，前后相差之大，也不能说全无投机出名的心理作祟。郎的主要立论依据是在当前法制不完善的环境下很多国企改制个案里国企资产被严重低估导致资产流失严重。由此推及当前“国退民进”的宏观方向应当停止。
如果时间可以做一个横截面的解剖，朗咸平们喊一声“停!”，然后把当前这些企业的财务报表拿来分析，看前前后后的资产多少，交易流程，最后得出一个国有资产是否被严重低估以及流失，对于受过经济和金融学系统训练，深谙分析工具的他们来说并非难事。而且其实用不着什么数学工具的分析，凡是在中国呆过十年以上的人凭嗅觉也可以闻得出当中必定有些猫腻。从这一点上来说郎咸平肯定没有错，这也是大众肯定和支持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国企改制这个命题其实可以细化为三个部分：一是现有的国企资产从何而来，二是国有企业应往何处，最后结论才是第三点国退民进是否恰当。
对于第一个问题，郎咸平的答案是国有资产你有我有大家有，不能随便瓜分。显然他强调的是现在，是当下国有企业的资产。对于过去，他以轻轻一句只要国家给资源，人人都可以是张瑞敏来一笔带过。似乎张瑞敏这二十年来只须躺着睡觉，自然还是会有今天的一个海尔一样。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国人崇尚进口家电，我对海尔也不甚了解。直到在英国的大学第一次踏进学生宿舍的厨房发现两台冰箱全是海尔时，才觉得这个企业不一般。在这一点上，郎咸平如果不是对中国二十年改革过程不了解，那么就是故意扭曲事实。这就好象你在厨房的角落发现一包面粉，于是通过查食谱知道了做蛋糕的方法。于是加水加蛋加酵母，经过很多道程序终于烘出了一个蛋糕。当你要吃的时候，突然跑出来十个人，说面粉是放在厨房，不是你自己出钱买的。所以所有权归大家所有，因此这个蛋糕人人有份。如果你辩解说即算面粉产权不明晰，但毕竟蛋糕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你得一个大份总是应该的吧。回答是只要给面粉，人人可以做出蛋糕，因此蛋糕人人有份。二十年前的国企大多象是一摊被人丢在角落面粉，计划经济只留下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不是说好的国企一个也没有，象电力，电信，石油，钢铁这些有着天然垄断性的行业一直都有中国利润最高的企业。但是这些优质的国有资产没有一个在国退民进之列。而被郎咸平批评的正是那些当年绝不起眼的小企业。从一撮面粉，到一个大蛋糕，所付心血几何。若真的计算和平分国有资产，是应该拿那撮面粉出来呢，还是把最后的蛋糕抬出来？也就是说，是回顾历史充分考虑呢还是只讲眼前。若坚持是后者，则有以产权不明晰的漏洞来侵占他人劳动成果的嫌疑。当年土改无视于中国农民节衣缩食，省钱买地的传统，只以最终土地多少划分阶半夜凉初透级成分，结果纵然讨好了一部分人，但也造成无数家破人亡的悲剧。在这一点上，郎咸平手持的所有权大棒，其合法性本身已值得怀疑。至于郎坚持为改制途径的职业经理人制，“在其位须谋其职”的道德要求，其实是无视于恰恰是过去对企业管理者的业绩缺乏相应的物质激励才导致国企停滞不前的问题。若以国外那些首席执行有暗香盈袖长的薪酬标准报偿这些年的应得收入，加上利息和通膨幅度，不知是不是更有人要大叫国资流失了。一言以蔽之，郎之致命盲区在于不计前因后果，将中国当前现状硬套入西方以健全体制为基础的金融分析工具加以推算。这些金融分析工具的前提在于对象产权明晰，不管二十年前或后其归属和合法性都确定无疑，因此衍生出的利润其归属也确定无疑，才好说流失与否。中国缺的恰恰是这一环，而且国企改制也正是为理清产权。其以上推演，并非否认国企改制当中因规则问题而存在的巧取豪夺，但是因个例而置疑“国退民进”，是无视于改革历程的武断，在立论上并不坚实。
至于第二第三个问题，张维迎，周其仁等很多中国当代的经济学家都已有详细讨论，不再赘述。其中周其仁的观点相当清晰和富有逻辑。
然而是否因为郎的观点有失偏颇就失去其意义呢？在这点上我觉得不尽如此。在我看来学者的第一责任正是福柯所说的社会良心--虽然这个词已经被中国媒体滥用。就如苏格拉底所说一样，知识分子应该象牛虻一样追逐着政府这头笨重的牛，不停地叮咬它，驱赶它。这也正是我对张维迎颇有微词的地方。我觉得作为北大校长助理的他就象当年赶出北平城门，手持锦书：“我们永远跟您走!”迎接共人比黄花瘦产党入城的郭沫若一样被“御用化”了。颇受非议的北大改革方案出自他手，这是我产生腹诽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这次辩论当中他所持的一些观点，包括“研究企业，指出企业问题的时候，应该本着建设性的态度，而不是把它搞垮”以及对网络的敌视：“我们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是一个很多人可以说话但是又可以不负责任的时代，所以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佳节又重阳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我认为现在中国企业家面临的舆佳节又重阳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在去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有人就提出了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最近在社会上、舆佳节又重阳论界又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言帘卷西风论”。《太平广记》载东方朔与汉武帝一同巡游，在靠近长城的地方被一只怪兽挡道。怪兽身状如牛，下身长在土里，无论如何驱赶不去。后来东方朔叫人给怪兽喂了一坛酒，它就化做一缕青烟消散了。武汉问怪兽为何，东方朔回答说怪兽名“忧”，郁气集结所成。因酒能解忧，故饮酒则消。此地必是秦人的囚狱之地，郁气不散。后叩问本地人果然如此。民愤犹如此郁兽，经久不息，不可阻之只可化之。事实上，做为学者固然应该多提建设性的意见，问题是没有人能预见到何为建设性，何为破坏性。很多建设性的东西蕴含在破坏性的东西当中，所谓有破有立。很难说郎咸平一喊，结果民企也被破坏殆尽，国企也就不改制。事实上他就算没有命中靶心，至少也打在八环，国企改制中的暗箱操作本身就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因此网上人人声援，并不是作为他振臂一呼的结果，而是他能得到应者云集的原因。这说明民间的这种怨气只是因他而点燃并不是因他而产生。这种郁气如果不是经他一喊理顺，可能结果更是破坏性的。这样说来就不容易分辨何为建设何为破坏了。就象德隆一系的倒台固然祸起郎口，对于唐氏兄弟肯定是破坏性的，但对于广大股东则是建设性的。穿皇帝新衣的，并不是郎咸平，反而是好坏统统掩饰掉的张维迎。郎是那个口不择言的孩子而已。知识分子坐在书房当中发言之前如若还要考虑建设性这种道德风险，其独立性又何在。抱着这种观点，与数千年前秦国的商鞅所说：“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又有何异。但是民众自然也有知情权，犹其是这种关系到自身利益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的观点是郎咸平的动机可能是哗众取宠，但他的行为实质上点出了当前需要认真面对的国企改制中的公平性问题，而且因为关系到公众利益，所以应该提出来讨论地越明晰越好。而且这样的知识分子越多社会才会越稳定而不是相反。作为专业训练的结果，我倾向于在程序设计阶段将需求和实现讨论地越清楚越好，这比在交付产品以后更改在成本上要低很多。至于公众需要知道什么不需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是建设性什么是破坏性，这些都不是学者要考虑的事情。他们唯一要考虑的是把自己知道的真莫道不消魂相告诉给公众，哪怕是偏颇的观点，剩下的是自然选择的事情。
作为结尾，想起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一个英雄要阻止一群恐怖分子向大都市发射毒气弹，而恐怖分子则将他心爱的女人绑架到另一个地方。他只能在数千万人的生命或他生命中唯一的那个女人的生命之间做出选择。这种事交给任何一个从小熟读黄继光邱少云的中国人其答案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电影里的英雄还是很彷徨。在最后时刻他去教堂问神甫，神甫只告诉他要听从心的选择。“那剩下的几千万人的生命呢？”他几乎是脱口而出。“那是上帝的事，孩子”神甫这样回答他。很难说这个回答是对是错，但我相信自以为对数亿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人不是狂妄就是无知，因为那是上帝的范畴。所谓对理性的自负的批判，我想那个神甫如果不是哈耶克本人，就一定是他的信徒。
